本刊记者 邓瑾 北京报道 2003-6-23

　　在《我向总理说实话》的作者李昌平的故乡——洪湖老苏区湖北省监利县周河乡——村民们正遭受着传染性肝病的折磨。

　　尤以该乡兴旺村二组最为严重。据村民们估计，全组53户人235口人中，有近80％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肝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医生估计的比例更高：有近1／5以上的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因乙肝而丧生。

　　在这个人均纯收入不足千元的村庄里，死者或重病患者的家庭每户平均都欠债一两万元。面对死亡，几乎每个家庭都出奇的平静。然而，猜忌和恐惧在平静中蔓延。

　　“对方是否患有肝病？这是生活在二组的人们时时刻刻都在警惕和背负的一个问题。人们变得疑神疑鬼，人际关系冷漠、紧张。”家在兴旺村的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李学祥在一篇《救救我的乡亲》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该组目前有28个未婚男青年，平均年龄24岁，却找不到对象，当一听说是二组的就没人敢嫁过来。据村里人反映，二组最少五年没有听到婚庆的洋鼓洋号了，有的只是每年不断的丧鼓声和号哭声。

　　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并没有引起当地官方的重视。

危害更大的传染病

　　自ＳＡＲＳ在北京爆发后，河南睢县的艾滋病——和ＳＡＲＳ一样同是乙类传染病——感染者已经两个月没有领到代金券了（在由于卖血而导致河南大面积的农民感染艾滋病的地区，政府每月给感染者100元的代金券，可购买一些基本药物，但不可兑换现金），乡村医务室的常备药品也已告罄，政府的解释是所有资源都已经用到ＳＡＲＳ上面去了。

　　4月底，河南的另一个艾滋病重灾区上蔡县花了50万元购置了呼吸机等治疗ＳＡＲＳ的装备。暂且不提是否有懂业务的人会使用它们，但相对于长期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措施不力（据介绍，去年一年政府只给了上蔡县文楼村每个艾滋病感染者——官方称感染人数至少是670人——58元，孩子学费和感染者医药费全部免费的承诺没有兑现），这样一个国家级扶贫县在某一疫病上的投入确实是空前的。

　　“国内有句官员的行话：‘领导重视就是生产力’。如果不是北京的疫情爆发为全球ＮＯ．1，惊动了中央下大力气，各级地方政府难以行动如此迅速，难以达到所谓‘全国一盘棋’。艾滋病何时能拥有这份‘幸运’呢？”一直关注中国艾滋病人的非政府组织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的胡佳感慨道，“从来没有一个公共卫生政策给予贫苦的艾滋病人像ＳＡＲＳ感染者一样特别减免医疗费用的照顾。”

　　“治艾滋病花的钱比治ＳＡＲＳ的多得多，带来的经济损失也大得多，而且艾滋病的潜伏期又长。”卫生部系统的一位参与政策研究的官员在电话里对记者说，“再过几年，将是一个艾滋病的死亡高峰。”

　　那么，和ＳＡＲＳ是同一级别传染病的艾滋病、或者其他传染病能不能得到和ＳＡＲＳ 类似的重视和相仿的信息披露呢？

　　进入90年代下半叶，中国健康领域的不祥之兆似乎越来越多。本来，中国在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防治方面曾取得过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但最近一些趋向是令人不安的：我国法定报道传染病的发病率50年代是每10万人3200，到1990年已下降到每10万人292。此后，进展开始放缓；1995年以后甚至有回升的迹象。结核病便是一个例子：在建国的头三十年，虽然资源比较匮乏，结核病的发病率下降了60－70％；后二十年，尽管资金更加充裕，治疗手段更加成熟，发病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上升的趋势。目前，全国约有500万肺结核患者，居世界第二，占全球结核病患者总数的四分之一，而且其中相当多的人已具有抗药性。病毒性肝炎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其发病率高于结核病，并一直居高不下。现在，中国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的数量高居世界第一。

　　此外，本来已被彻底消灭的各种性病（如淋病、梅毒）又死灰复燃，并在各地泛滥成灾。艾滋病每年感染人数以30％的速度上升。根据最新官方数据，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已达100万人。即使我们接受这个保守的估计，如果感染人数增长的势头不减，到2010年，总感染人数可高达1000万至2000万，很可能再创一个世界第一。

　　“与那些灾难性后果比起来，目前让人谈虎色变的区区几千例非典型肺炎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王绍光教授说。

　　地方病方面的形势令人喜忧参半。一方面，大骨节病、“克山病”、碘缺乏病的患者人数有所减少；另一方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被送走的瘟神血吸虫病又卷土重来。文章开头提到的湖北兴旺乡患肝病的人中很多同时也是血吸虫病患者。血吸虫病对肝功能有很大损害，并降低人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在这种情况下如若受到乙肝病毒的侵扰，就很容易患上肝炎。根据李学祥同学的介绍，当地居民一再要求村委会和镇政府将河洗一遍，挖宽挖深，但没有组织起来。近年来，血吸虫病的流行县有增无减，患者人数上下反复，呈胶着状态，并没有好转的迹象，在有些地方，如江西的都昌县、湖北的荆州、沙市、江陵、黄石、阳新等县市，形势还十分严峻。

“愤怒不出实干家”

　　ＳＡＲＳ之后，中央已经决定出巨资建立更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而且声明，今后中央财政新增加的收入绝大部分要转移到农村。对卫生体系的人来说，今年恐怕是政策最好的一年。

　　但考虑到中国现实状况，特别是农村某些传染病的流行，这对于正着手构建公共卫生体制的卫生部来说，决不是件易事。

　　首先面临的矛盾焦点之一就是除ＳＡＲＳ之外的其他传染病能不能像ＳＡＲＳ那样享受国家更多的优惠政策。

　　“别的传染病呢，得别的疾病的民工呢，都政府给（钱）？不可能。所以就要测算，方方面面都要算，各方利益之争也就暴露出来了。”一位正在参与制定全国卫生公共体制政策的官员说。

　　这位官员说：“坦率讲，以前可以提批评，要加强公共卫生体系，要加强农村卫生支出，可以慷慨激昂。但现在领导说，好，我重视了，我是要加强，你说，怎么加强？我们就慌了，拿不出来。”

　　他说：“（制定政策前所要做的）调研工作最最基本的就是算钱，在必要性和可能性之间寻找平衡。比如建这个体系最重要的是10件事，需要150亿，但财政只给100亿，只能做8件事。那就需要在这10件事中排排队。但到底是只做8件事呢，还是10件事都做，但都降低水平？是否所有的乡卫生院的基本装备、改造都要按防治ＳＡＲＳ的标准来进行？县医院是否要建应急系统，还是说市里有就可以了？这些操作性和技术性的问题还有很多。”

　　“愤怒出诗人，但愤怒不出实干家。”这位官员说。

( 本刊记者 邓瑾 北京报道 03-06-16 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