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徐泱 樊嘉 汤钊猷
 
    我国是世界上终末期肝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肝移植技术作为该类疾病的根本性治疗手段,有着很大的需求及应用前景。在本届沪港国际肝病会议上,共有30余篇与肝移植研究相关的论文以大会报告、论坛讲演及壁报的形式进行了发布。   

     “上海标准”更适合中国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樊嘉教授的报告——《中国上海多中心1078例肝癌肝移植经验》无疑是本届会议的亮点之一,这是迄今为止,国际上最大规模的肝癌肝移植经验报告之一。肝癌是我国肝移植手术的主要适应证之一,目前,我国肝癌肝移植数量约占每年肝移植的30%~40%。樊嘉的研究结果表明,选择合适的适应证是影响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最关键因素。研究者根据“上海标准”(单发肿瘤直径≤9 cm,或多发肿瘤≤3个且最大肿瘤直径≤5 cm、全部肿瘤直径总和≤9 cm,无大血管侵犯、淋巴结转移及肝外转移)来筛选肝癌肝移植病例,患者术后5年生存率及无瘤生存率分别可达到62.0%和54.6%;根据国际上最严格的“米兰标准”筛选出的患者术后5年生存率及无瘤生存率分别为66.5%和56.5%,两者相比并无明显差异,且“上海标准”入组病例要多44.2%。被“米兰标准”剔除、但却符合“上海标准”的194例患者获得了与“米兰标准”筛选患者同样令人满意的生存率。研究结论为,“上海标准”在不降低患者术后生存率及无瘤生存率的情况下,显著扩大了肝癌肝移植的适应证范围,使得更多的肝癌患者从肝移植中受益,这一标准可能更符合中国作为乙肝和肝癌发病第一大国的国情。   

     活体肝移植发展势头迅猛

     在会上,浙江大学的郑树森院士报告了近年来中国大陆活体肝移植的开展情况。随着供体的来源越来越紧张,中国活体肝移植的数量正在稳步上升,特别是最近两年,活体肝移植已占到肝移植总数的1/4左右。郑树森院士报告了颇具特色的亲体移植供受体评估流程,该流程可显著加快供受体筛选的速度,提高筛选效率。此外,郑树森院士也比较了采用不同标准入选的患者肝癌肝移植术后的生存率,他认为,与“米兰标准”相比,扩大的“杭州标准”也可以获得满意的术后生存率。   

     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

     英国伦敦大学威廉姆斯教授综述了目前肝移植领域内的一些变化,如尸体肝移植供体数量与等待移植患者数量之间的差距有持续扩大的趋势,移植术后长期应用免疫抑制剂的副作用正在逐渐增加,术后干扰素抗丙肝治疗导致的自身免疫性肝炎及其与慢性排斥之间的关系等。

     美国克利夫兰临床基金会的John Fung教授系统回顾了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药物应用的历史和最新进展,他认为,降低慢性排斥和长期使用免疫抑制药物副作用方面的研究,将是进一步提高肝移植疗效的关键。

     此外,在本次会议上也报告了一些关于肝移植术前评估系统、肝移植术后肝炎、胆道并发症防治等方面的基础和临床研究。总体来说,中国的肝移植临床研究水平已经与世界先进水平非常接近,但在基础研究方面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责任编辑 杜佳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