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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农民的健康是件大事

更新时间:2004-01-16 17:16    作者:admin    文章来源:未知 点击次数: 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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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健康是件大事
  ———专访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卫平

  □本报驻京记者 孙亚菲

  记者:湖北监利的情况反映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

  李卫平:这里面有一个缓慢变化的历史过程。过去农村的卫生服务体系我认为是很成功的,它合理的思想内核到今天都值得借鉴,实际上就是利用农村的社区组织——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这样的经济组织,把农民发动起来,通过农民个人的投入,参与到卫生保健当中。它用很低廉的成本,培养了农村自己的卫生人员,使农民得到最基本的医疗保障。

  当时还有一个背景,国家靠农业完成了原始积累,是很重要的国民经济支柱,因而对农村相当重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给农村投入了很多医疗设备,像无影灯、手术床等。最关键的是,1960年代大批城市的医生和大中专院校学生下农村,到卫生院当医生,解决了农村基层卫生人力问题。

  但是这种状况在进入1980年代后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基层卫生组织受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冲击,村卫生室变成了私人诊所,乡卫生院陆续下放到财力薄弱的乡级政府管理,合作医疗走向解体,到80年代中期,坚持合作医疗的行政村从以前的70%左右下降到5%。

  另一方面,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知识分子纷纷落实政策回城,留下一大堆设备在那里。SARS之前我到延安调研,见到1970年代建的卫生院,房屋设施非常好,手术设备也很齐全,但停在那里多年未用,他们自己培养的乡村医生做不了手术。这些年,卫生部门在人员培训上重视非常不足,从1990年代开始我们对农村卫生进行三项建设时,资金重点投在房屋建设上,占投资总额的78%,18%投在了设备上,只有3%用于人力培训。医疗服务是人对人的服务,没有人的话,根本就谈不上服务。

  可以说,农村基本医疗卫生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基本停步不前。目前为止,70%的农村人口,只占不到20%的医疗资源,带来很多社会问题。

  记者:这种城乡间的差距好像越来越大。

  李卫平:这跟经济发展不平衡有关。这些年来,城市的发展特别快,城市人收入高,需求大,可支付能力强,也就促进了城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而广大农村的经济水平低下,农民穷,无法支付日渐高昂的医疗费用,有小病就拖,大病到县城省城里看,跳过了乡村卫生院,使这级机构发挥不了作用。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来自我们的政策安排。公共卫生事业跟公共财政政策密切相关,但中央推行财政体制改革以后,各级财政实行“分灶吃饭”,各自管各自的社会公共事业。但是,这种分级财政的特点是越到基层财政越困难,很多地方维持现有的工资都成问题,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公共卫生投入。即使是投入,当地政府也会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部门去,比如城市和大医院。2000年的数据是农村人均卫生事业费12元,不到城市人均的三分之一。

  这样一来,乡村卫生院基本处于失血状态,要不为解决“人头费”疲于奔命,要不负债经营,最后倒闭,农村没有一个机构能承担卫生防疫和医疗保健的职能,这也是这些年来一些流行性传染病在农村传播的重要原因。

  记者:现在看来,农民没有支付能力,而不能使乡村卫生系统进入良性循环是一个重要原因,那么该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李卫平:重新推行合作医疗是一个好路子。事实上,从1997年开始,各地就陆续进行恢复和重建合作医疗的工作,但进展缓慢,主要问题是筹不起资。

  原因有几点,一是基层分级财政有困难,尤其是乡镇这级,债务沉重,拿不出补贴合作医疗的那部分钱,而村基本上就是个空壳。

  再则,到农民那里筹资也很难。农民心中有顾虑:我把钱交给你,得不到保障怎么办?他们对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不信任,弱势心理很强,所以,这不单单是农村卫生系统自身的问题,又跟乡村治理有关系,是整个乡村社会的问题。

中央财政在补贴合作医疗部分的政策导向也有问题,必须要省级财政收上来他们承担的那部分,才能进行转移支付。而省级政府就盯着县市,县市盯乡镇,乡镇看农民,这样一级看一级,大家陷入你等我,我等他的扯皮状态。而合作医疗强调农民自愿参与,一旦农民的钱筹不起来或者筹资面很小的话,合作医疗就发挥不了作用。

  SARS爆发出来的危机加大了中央政府搞合作医疗的决心,每年将拿出10个亿进行补贴,总计划是50亿。现在每个省在两三个地方进行试点,但据我了解,面临的困难重重,推进合作医疗,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记者: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似乎千头万绪,有没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着手解决了,其他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李卫平:这些问题都缠在一起了。有人说这是一篓螃蟹,提起一个,这一篓都给勾起来了。也就是说,不是解决哪一点就能把问题解决了的。

  最重要的还在于加大投入,中央要重新考虑自己公共财政政策,各级财政要投入钱,解决筹资问题。再一个,钱投下来该怎么用,怎么管理,这是要好好思考的事。这些钱不是解决医疗机构活下去的问题,而是要真正给农民解决问题,给他们分担疾病风险。最后,我们的基层政府组织要有人真正关心农民的健康,这是一件大事,要采取切实措施帮助他们把预防做起来,不是说发生了疾病才来解决问题,那样风险就太大了。这需要做很多细致的工作。

  (李卫平,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近年来致力于城乡医疗卫生体系制度研究,是“我国农村卫生保健的历史、现状与问题”课题组负责人)

“我的家摇摇晃晃”


南方周末   2004-01-15 10:57:24

南方周末:农民的健康是件大事
左图:吕又平不知道未来是什么  江华 摄

  □本报记者 江华 □曹海东

  一望无际的洪湖上,吕又平夫妇的小船在水里摇晃着———几年来,只有一匹多马力的柴油机,驱动着他们难以预料的生活———这只小船的甲板和家乡边停靠的水泥船,成为这对乙肝夫妻和孩子的家。
  “在人家的眼里,我比鸭子拉到老林河水里的屎还要肮脏。比河里肮脏的水还要可怕。”吕又平把一条正在腐烂的鱼踢进河里,有些不平。
  吕又平,湖北监利县卞河镇兴旺村村民,自从数年前被人们知道他和妻子感染上乙肝病毒进而发病后,他们一家成为当地最不受欢迎的人。
  “他们不是真的讨厌我们,是讨厌乙肝病毒。”吕又平替乡亲们解脱。
  吕又平感到自己将和村里已经去世的13位肝病患者踏上同一条路径。而更多的没有被公开的病例,或许对全村的威胁远远大于吕家。
  “吕又平是暴露出来了,更多的人可能到病重或者即将死亡的时候,人们才知道。”村主任、支书徐祖保非常忧虑,他自己也感到害怕,他不知道自己接触过的人是不是一个慢性杀手。
  2003年,出生在兴旺村的李昌平在《我向百姓说实话》一书中呼吁:救救我的乡亲,我愿意用一生偿还。
  这本书里,记载着吕又平这个小人物的名字。

  一
2004年1月6日,星期二。洪湖上弥漫着罕见的大雾,三两米开外,是混沌不清的世界,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孱弱的吕又平进入湖中为别人打工。
  周围机动船都响着小心翼翼的马达声。靠泊在东港码头的吕又平从条纹防雨布遮盖的小船中舱的卧室起床。走到船尾,使劲摇动柴油机的发动手柄,机器响了。
  10天的打工已经结束,怀里有近300元的收入,小舢板的水舱里,是鱼老板附带着送的10条左右的鱼。
  吕又平非常幸运,1月5日中午他刚跳上东港码头,就有鱼老板要他“起鱼”,捕捞作业一天,可以拿到30元左右的报酬。
  妻子匡杏花用竹篙将船撑离岸边。岸上居住的人们还都没有起床,窗帘里面一定是一张张温暖的床。
  雾太大,吕又平和匡杏花的船,只能慢腾腾地向洪湖里开。熟悉的航道在雾中隐藏起来,他们必须小心,防止撞上来往的船只。
  马达声时高时低。匡杏花将床褥草草地整理到船舷边,小船当中的甲板有3个平方左右。是床。
  小雨和寒气笼罩着洪湖。匡杏花尽可能将小船顶上的遮雨的塑料棚撑满整条船,即使如此还是不断有雨滴到船头,她小心地用抹布擦拭着船头。
  这个简易的“家”里,一床褥子、一床被子,被子是匡杏花姐姐送的。被子旁边放着一本已经脱落好多页码的小说,也弄不清到底是什么小说。剩下的也被翻破了。
  “又平读过小学,晚上没事干的时候他点着蜡烛看看!”
  船头一个煤球炉,上面的水壶冒着热气。炉子旁边是一盆腌好的鱼,“如果天气好,这些腌好的鱼可以晒干了再吃,现在天气这么差就只好炒了吃!”饭盆中扣着吃剩下的米饭。
  吕又平的哥哥这天来看弟弟。弟弟让他把老板送的鱼捎给母亲。吃一点、卖一点———其中有几条比较值钱的鳜鱼。
  吕又平70岁的母亲正在陪伴着外孙女和孙女。肝病早已夺去她老伴的命,现在又来到小儿子一家的身上。
  吕又平2003年惟一的收获是年初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从正月开始,严重的肝功能损害让他连续打了100针的干扰素。一支99元,共花费了9900元。
  吕又平的体重持续减轻,现在只有90多斤重。他穿着没有领子的鸭绒服的内层,丝毫看不到身体的轮廓。“村子里死掉的人,都枯瘦得不像样子。我也会那样。”
  “这该死的乙肝。”吕又平轻轻地动了一下柴油机的柄,螺旋桨把船的方向改变,“可最后该死的是我。”
  船继续沿着被密密麻麻的竹竿瓜分过的洪湖航道里,向深处走。洪湖的水面已经被卖或租得差不多了,吕又平几乎没有可能在公共水域捕捞到野生的鱼虾。
  “我有预感,可能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他看着浓雾里来来往往的船只,用发白的舌头舔着嘴唇,回过头平静地说,“你再来,也许就看不到我了。”
  妻子匡杏花听丈夫说这些话,右脚使劲蹬了一下船舷,船开始摇晃。她别过头不让人看她的脸。
  “对不住女儿,也对不住她。”吕又平苦笑了一下。他望着船上收拾东西的妻子说,“她嫁过来时好好的,我传染给她,我们又遗传给女儿。”
  吕又平,2004年正月刚好31岁。在女儿两岁时,突然发现被乙肝病毒感染。女儿从出生开始,就加入了这个行列。

  二
  吕又平始终搞不清楚到底是如何感染上乙肝病毒的,他和兴旺村二组的许多人一样,吃着常年不流动的老长林河的水。直到现在,这条夺命的死河仍然是村民的公共厕所、是垃圾场、是死鸭死鱼的葬身地,最重要的,还是235口二组村民饮水的水源。
  上午10时,终于在吕又平船屋里看到了他8岁的女儿吕文静。
  村子里现在没有学校了,只有一个小学教学点,吕文静刚刚考试完。
  吕家的船屋停泊在周河集镇对面的河边。一条舢板靠在船边,是一家人到集镇上的交通工具。船很干净,船舱底部是一家人的卧室。
  吕文静蹲在船尾,吃着早饭,一条狗坐在她身旁,吕文静时不时地逗着狗。
  吕文静13岁的表姐吕文燕是除了狗之外,惟一的一个少儿玩伴。13岁的吕文燕父母离婚没有人照顾,只好和外婆一起生活。
  吕文静始终不说话,但一个事实她永远无法更改,父亲不可能在陆地上给她盖房子让她有安稳的床。
  父亲以自己的勤劳,曾经拥有过高大的房屋,现在已经不属于他们了。吕又平为了治疗难缠的肝病,已经有近9万元的账单。
  2000年,在绝望之下,吕又平将宅基地和房子以3万元的价钱卖掉,还账、吃药;花了8000元买了水泥船屋。离开踏实的土地,过起了漂泊的生活。
  吕文静在船上用粉笔写了字,“这是吕文静的家”,船没有编号,没有门牌。
  “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孩子!我们一回去,孩子什么都不说就开始哭。”
  吕文静小时候非常活泼,自从上了学之后,这个孩子的性格全变了。
  在兴旺村教学点,吕文静是惟一一个自己拥有一张课桌的孩子,距离其他孩子远远的。小朋友都不和她玩。孩子们都已经得到家长的警告:吕文静有病,不能和她玩!
  “孩子在学校就不说话。放学了只能回家。要不就在路边看一会别的孩子们玩闹。”吕又平说。孩子上学后,吕又平从来没有去学校看过女儿。“我不敢去,看到孩子孤零零地在学校,我心里难过。”
  农历腊月十一,吕文静的生日,礼物是1元钱。奶奶对文静说:“过生日了,拿钱去学校买点东西吃吧!”

  三
  吕又平习惯地把手按在胸口,邪恶的病毒在他的体内越来越放肆。
  从2003年7月,吕又平因为资金问题,放弃了所有的药物治疗和休息。肝病被农村称为富贵病:要营养好、要休息。
  吕又平做不到,他必须随时寻找机会在洪湖里挣钱,巨大的债务和哪怕是一个小药片,都必须用劳动换取。
  吕的肝脏功能正逐步丧失。“我感觉肚子里的东西越来越不听使唤。气闷,肝疼起来要三四个小时,人在船上弓得像虾米。”吕说。
  “我没能力买自己的命了。可孩子将来怎么办?会不会死呢?”
  吕对死亡看得很清楚。“我希望村子里在我之后不要再死人。水再脏也不是主要的,要让人们有个好习惯,别再传染上、不要歧视就行了。”
  匡杏花有时候发发脾气,吕又平感到理亏:“要不是嫁给我,怎么得这个让人瞧不起的病?”
  5年前,匡杏花去深圳打工,在身体检查时发现了乙肝病毒,她被赶了回来,从此,她再也没有离开过船,和自己的丈夫。
  吕又平跳上舢板,划开双桨。摇晃着离开岸边。
  在洪湖漂泊的日子里,他曾经有跳进湖里结束一切的想法。
  “晃一天是一天,再为孩子拼一段时间吧。”吕文静摆弄着父亲成沓的药费单和化验单。
  眼睛里是无法描述的眼神。一家三口人,除了吕又平,孩子和母亲没有吃药控制体内的病毒。
  “我的病轻多了,到时候再说吃药的事吧,先尽着又平吃。”匡杏花说。
  吕又平的母亲站在船屋的船舷边,送别罕见的到船屋里的客人,很快,船的轮廓和老人孩子的身影消失了。
  雾太大了。

专家调查组报告对兴旺村的分析

  村民均沿一条基本处于不流动的老林长河两岸居住。长期饮用不卫生、且人畜同饮的河水很容易导致身体素质差,抵抗力下降而患上介水传染病和其他疾病。
  由于该村人均收入低下,农民无钱看病,多数村民小病不治,久病不医,一旦延误至疾病后期,患者不是丧失劳动力就是拖到死亡,以至贫病交加。
  绝大多数村民对普通疾病特别是乙肝缺乏一般的预防知识,不仅没有自我保护能力,有的甚至讳疾忌医,求神拜佛,由愚昧导致病情加重。
  已患肝病和其他疾病的患者,一旦到血吸虫病疫区从事渔副业生产很容易合并感染血吸虫病。该村村民死亡者中较多为青壮年,大多数外出打工或捕鱼,有可能是由于外出感染血吸虫病发展到晚期血吸虫病所致。
  监利县环境监测站对兴旺村二组村民生产、生活饮用水的主要水源监测结果表明,该村老林长河已不能作为生活饮用水水源地。这是导致当地村民体质下降,易患肝病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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