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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时，艾米莉•奥斯特(Emily Oster)通过研究发现，中国男女比例明显失衡的背后不仅有父母重男轻女的观念作祟，同时也有乙肝病毒的影响。

2005年奥斯特发表论文，对所谓的“女性缺失”(missing women)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不仅引起了一场轰动，也巩固了她学术新星的声誉。《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的两位作者──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经济学家史蒂芬•列维特(Steven Levitt)和记者史蒂芬•杜伯纳(Stephen J. Dubner)在Slate网站上撰文对她进行了介绍。随后其他媒体也相继报导。她的这篇论文发表在大名鼎鼎的《政治经济学期刊》(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由列维特进行编辑。奥斯特后来受聘于芝加哥大学，她在那里从事了一系列创新性研究，研究课题从电视对印度妇女地位的影响到非洲长途卡车运输与艾滋病病毒(HIV)的关系，学术声望也不断上升。

然而，28岁的奥斯特现在表示，新的数据证明乙肝病毒无法解释中国的男女比例失衡问题。而且，在驳倒这个曾经使她声名鹊起的惊人结论的研究中，她自己也付出了努力。

列维特认为，奥斯特的这一举动不同寻常。他表示，这是一名杰出学者应该具备的品质，但却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

奥斯特最初的研究建立在巴鲁克•布隆伯格(Baruch Blumberg)的研究基础之上，后者最早发现了乙肝病毒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布隆伯格发现，他所研究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中，生男孩的比例明显高于女孩。他由此提出假说，认为病毒可能会感染女性胎儿，但不会影响男性胎儿。中国的“女性缺失”问题通常被归咎于选择性堕胎、女婴遭扼杀和遗弃等原因。但布隆伯格写道，中国的乙肝病毒感染比例很高，这或许为该国明显的男女出生率失衡问题提供了一个生物学上的解释。

奥斯特对数据进行了分析梳理，并研究了台湾与阿拉斯加居民在接 乙肝疫苗后的男女出生率情况。她在对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判定，按照1990年的人口估计数据，中国缺失的3,000万女孩（根据正常均衡的出生率推算）中，可能有2,300万都是乙肝惹的祸。（她也承认，重男轻女的观念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以及B超技术普及的双重推动下，这一因素的比重似乎在逐渐上升。）

一石激起千层浪，她的观点当时在学术界引起诸多争议。中国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不仅造就了大量的光棍，也危害到了社会和经济稳定。如果男性过多的问题主要是由乙肝引起的话，那么中国就可以在普及乙肝疫苗接 ，而不是纠正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相比之下，转变观念这个任务要艰巨的多。

其他研究“女性缺失”问题的经济学家则对此持有异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莫妮卡•达斯•古普塔(Monica Das Gupta)指出，头胎生女孩的中国家庭，随后生育的往往是男孩。这表明，已生女孩的家庭会想办法确保生个男孩。达斯•古普塔认为，奥斯特的确能力出众，但她总想标新立异、独树一帜，这使她在这项研究中陷入了误区。

 
Reuters
在中国，生男孩的比例明显高于女孩国立台湾大学的经济学家林明仁和骆明庆对台湾1984年推行的乙肝疫苗接 项目数据进行了研究，该项目覆盖了300万名新生儿。研究发现，在携带乙肝病毒的母亲中，所生育的男女孩比率只是略有上升。这表明，中国的女性缺失中，可能只有0.9%-1.8%是由乙肝病毒引起的。

但是，也有可能是携带乙肝病毒的父亲影响了性别比率，这个问题没有在上述台湾数据中得到解答。奥斯特得知对中国农村地区的乙肝问题正在进行一项广泛的持续性研究。她与当地医疗卫生部门合作，收集了67,511名研究对象的生育性别数据，其中有15%的研究对象是乙肝病毒携带者。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劳伦斯•卡兹(Lawrence Katz)说，奥斯特最初的那篇论文使用了当时能找到的最好资料来论证她的观点，这方面她做的不错。卡兹是奥斯特当时的论文指导老师之一。他表示，奥斯特并没有原地踏步，固守原有观点来应对学术界的质疑，而是投身到新数据的收集之中。

现在奥斯特提出了她的新观点：父母是否携带乙肝病毒对中国新生儿性别比例并没有明显的影响。上个月她在自己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与中国研究人员合著的论文《乙肝病毒无法解释中国男女比例失衡问题》(Hepatitis B Does Not Explain Male-Biased Sex Ratios in China)。

奥斯特说，“如果说我不想自己的观点始终无懈可击的话，那么我就是在撒谎。但如果你从事研究工作，尤其是研究那些人们关注的问题的话，当你需要着手收集更多的数据──这些数据可能甚至比已有的数据提供的信息还要多，那么你就有责任去做。这是科学的进步之道。”

Justin Lahart